从德国美女到干女儿：周恩来和他的女人们

Ernst

周恩来与德国情人的故事，始传于五十年代初期。一九五四年七月周访东德，接受胡包特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，忽有一位自称是他儿子的东德男子要与他相会，被他拒绝。该男子面貌有华人特性，轮廓也像周恩来。据当时西方报纸报导，他是周恩来在法国巴黎留学时，与一位德国女子所生的私生子。她“可能是”德共党员，后离开巴黎返回德国。在二十多年的总理任上，盛传曾为周恩来情人的，还有声乐界的周××，女政要陈××，及周的干女儿孙××。（《周恩来批判》第186页）这一次“盛传”的范围是北京政界和文化界……本文摘自赵无眠所著《真假周恩来》一书。



周恩来与妻子邓颖超合影

“既来之，则安之”的邓颖超

周恩来自幼丧母父亲长年在外谋生，不问家政，从小凡事都得自己拿主意。他不可能而且也没有机会接受包办婚姻，因而不存在反叛旧式婚姻的问题。在南开读书时，校董严修十分器重他的人品，曾托人说亲，想把女儿许配给他，被他拒绝了。那时他是学校最穷的学生，却不愿接受这门亲事，以免将来受严家的控制。一九二零年他从蹲了半年的监狱获释，为他辩论的著名律师刘崇佑向他暗示有一位“漂亮的侄女”，也被他婉言谢绝了其美意。

他与邓颖超是自由恋爱而结合。不但两相情愿，而且志同道合，都是投身大革命洪流的有志青年。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，邓颖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，在革命阵营中的位置都十分显要。国共合作破裂，情势突然险恶，他们都被迫转入地下，经常两地分居，聚少离多。幸运的是，没有发生一方被捕杀头，或死于其他不测，或另一方移情别恋的故事。而这些正是造成许多革命伴侣分分合合的缘由，如俗话说：“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”毛泽东、刘少奇、邓小平、朱德等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。

一九二七年四月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，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遭遇重大劫难。周恩来多次大难不死，邓颖超也好几次陷入险境。国共翻脸的时候，她正在广州难产，孩子生下来就死了，躲过军警严密搜索，到上海寻夫；一九二八年，又一起乔装打扮穿越重重封锁坐火车到苏联参加中共“六大”；一九三一年，两位工人出身的中共主要负责人顾顺章、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，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遭到彻底破坏；一九三四年在江西中央苏区，肺结核病复发，连续大口吐血，其后又拖病参加长征。然而她奇迹般地躲过一个接一个灾难，安然活了下来，没有成为杨开慧、伍若兰、何宝珍或张锡媛。中共建政后，她长期养病，还专门写过一篇谈怎样养病的体会文章，“既来之，则安之”什么的，病病歪歪到居然比一向身体硬朗、精力过人的周恩来多活了几十年，八十八岁才去世。

没有参加演出罗曼剧

不仅长寿，也没有被“休弃”。邓颖超在党内的地位一直不低，刚结婚就是革命中心广东的中共区委妇女部长，一九二六年担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，在国共两党要员中享有相当的知名度。其后又任过中共中央妇委书记、中央直属机关支部书记、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、中央局秘书长、中央机要科科长，一九三八年夏天，又与毛泽东、王明、博古、林伯渠、吴玉章、董必武一道，被选为中共方面出席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，成为该会十名女参政员之一。加上周恩来的身份，如果发生婚变，势必产生甚大的负面影响。即使以顾全大局、谨慎处世著称的周恩来有什么“非份之想”，他也不会不知难而退。

延安时期，上演了一幕幕罗曼剧，许多中共领导人成为剧中的男主角。最为人侧目，而且对历史影响最巨的，当属毛泽东与江青（蓝萍）的爱情故事。中央红军初抵陕北时，长征剩下的女同志仅三十人。加上当地的女性，连地主家没来得及逃跑的姨太太和小姐都算进来，男人与女人的比例是三十比一（另一种说法是八十比一，似更准确）。女作家丁玲，曾记述毛泽东跟她在延安窑洞的一次谈话，毛扳着指头数，怎么也凑不齐“七十二才人”来。抗战爆发后，大批青年学子涌入延安，使革命队伍成份大变，男女比例的失调也有所缓和，但女人仍“供不应求”。那些年轻、有姿色、有一定学历的女子，更成了一部份高级领导人物色的对象。奋斗这么多年大夥儿活到今天不容易，都是死人堆了爬出来的，如今距革命胜利还遥远得很，生存条件也艰苦非常，但总算有了个安身落脚的底盘，可以重新打理破碎的、或是不协调的家庭生活。

随着个人领导地位的上升，在革命事业中份量的增加，对“妻”这一角色的要求也不断提高。从人性的角度去看，这也无可厚非。像贺子珍那样动不动就拍桌子打椅、口口声声要亲手“毙掉那两个骚货”的女人，尽管刚勇可爱，的确也因过份粗俗而容易坏事。年馑二十五岁的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就是她一顿撒泼，被迫离开延安的。同时被迫离延安的，还有担任其翻译的吴广惠小姐，她从此竟销声匿迹。

“邓大姐”的才学与风度

邓颖超在第一代共产党领袖的夫人中，属于文化程度较高的一位。她一九二零年毕业于直吏第一女子师范学校，相对于长沙福湘女中的杨开慧、永新福音堂小学毕业的贺子珍、大字不识直至一九三七年才进延安抗大当学员的康克清，她的学历是十分骄人的。甚至许多领袖人物，包括周恩来本人的学历也不如她。周恩来的正式文凭是天津南开中学，毕业后赴日本求学，却屡试不中，只好回天津进了新开办的南开中学大学部（后改为南开大学），没上几天课又赴法国勤工俭学，旅欧期间，他勤工而不俭学，除了读语言学校，没踏入正式大学校门读过一天书。当然，没进校门念书不等于不读书，更不等于不学无术。事实上，他广泛阅读社会科学的著作，寻找拯救中国的道路，为日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一展身手打下了良好的学识基础。但如果只论毕业证书，邓颖超比他要高。

邓颖超还是写文章的好手，从十五岁在周恩来主编的《觉悟》杂志上发表《为什么……？》起，一直撰稿不辍，对妇女运动的影响颇大。他喜欢写诗，爱好文学与阅读，喜好与文艺界人士交往。不过，从她留下来的文稿看，谈不上是写作的高手，慷慨激昂有余而鞭辟入里不足。文学的品位也不怎么样，大体只能算是一般业余水平。即使如此，这在早期党内的女同

志中间，已属难得的人才。正因为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，她在与周恩来长期的共同生活中，才能够配合默契，进退有据，拿捏得当，演好一个“革命伴侣”的角色，而不至于动摇其夫人的地位。

有一首据说是“邓大姐最喜欢”的诗，其中几句似乎很能说明她的性格和心境：“春天过后不是秋，何必为年龄发愁？只要在秋光里结好你的果子，白发就永远上不了你的头！”邓颖超是不必为年龄发愁的，她的婚姻牢不可破。一九三七年五月，她化名“李知凡太太”，住进北平西山平民疗养院治疗肺病，与一位清华大学的女学生胡杏芬同室。胡因年轻患病，恋人又参加抗日工作不幸牺牲，故情绪十分低落。她问邓颖超的家庭时，邓则禁不住“脸上漾开甜蜜的笑容”，柔声夸说自己的丈夫：“他呀，浓眉毛，大眼睛，高个儿，宽肩膀，聪明能干，极有才华，更有气派，并且有强烈的爱国思想。” （《邓颖超传》第220页）

第一位恋人“并不重要”

如此完美的夫婿，别说是百里挑一万里挑一，便是全中国也没有几个。邓颖超虽说对自己婚姻极为满意，但在一个年轻轻即遭遇不幸的女学生面前这样夸耀自己的丈夫，不免有失厚道。何况她是化名到国统区养病，身份应尽可能隐蔽，不宜到处招摇以引人注目。

周恩来的“高个儿”，也言过其实。周恩来身高只有一米六九公分，（韩素音书中讲他有一米七七公分，有误），按现时社会上的标准，还没跨过“半残废”的槛儿，只能算是“残废”。即以当时中国人的平均身高而论，也只是中等个儿，谈不上“高个儿”。相比之下，邓颖超的身高只有一米五五公分，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，也没什么不可。邓颖超夸称丈夫是“高个”，以至于“七七”事变爆发后，身材高大的南汉辰匆匆赶到医院通知邓转移，同院的小病友陈溶还以为这就是她的先生“李知凡”。周恩来虽个不高，身材却十分匀称，加上举止潇洒，绝不显得矮。何况一个叱吒风云的政治人物，更不能以身高论英雄。

人们说起他们的婚姻，几乎都用“恩爱”、“甜蜜”、甚至“伟大”来形容。实际情况如何呢？

邓颖超与周恩来相识，是在一九一九年夏天，邓颖超十五岁，时逢二十一岁的周恩来从日本落第回到天津，准备进南开大学。“五四”运动爆发，周恩来积极参加和组织天津的青年运动，成为学生领袖。他曾应邀到直吏第一女师帮助排演话剧《花木兰》和《安重根》，邓颖超在这两个话剧中都演主角。邓又在周主编的杂志上发表文章，还一道领导学生示威，名副其实是一对志同道合的战友。但是，周恩来的第一个恋人不是邓颖超，而是另一位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张若名。

很多年以后，有西方记者向邓颖超问起周恩来这位初恋情人，她很轻松地笑着反问：

“是的，但并不重要，不是吗？”

才貌双全的张若名终不敌“小超”

对于邓颖超也许“并不重要”，对于研究青年周恩来，这位张若名当然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。有一个简单的事实，邓颖超和张若名同为直吏第一女师的学生领袖，都与周恩来有着频繁和密切的交往，都建立了战斗情谊，周首先被吸引和看中的是张，而不是邓。

一九二零年一月二十九日，天津学生聚众五千人前往直吏公署请愿，周恩来为总指挥。

周与另外三位学生代表郭隆真、于兰锗、张若名直闯省公署，全部遭到毒打、扣押。

这次运动，五十多个学生重伤，二十四人被捕入狱。这是周恩来一生中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坐牢，前后将近半年。四月五日，邓颖超等二十四名学生卷着铺盖到警察厅，要求入狱，以交换周恩来等二十四人。

张若名与周恩来一同坐牢，邓颖超领人要求代替他们坐牢，就“斗争情谊”而言，二人几乎相当。如果仔细分析，张若名似乎更胜一筹。事实上，张若名年龄比邓颖超稍长，在学生运动中的影响力更大，更引人注目。天津学界当时有两大组织，一是天津学联，一是女界爱国同志会。由于传统习惯，男女学生只能分在不同的团体内各自活动，就像男女学学生不可同台演出新剧一样。正是张若名的提议，将两个团体合并，以便统一行动，壮大联合的力量。此议得到周恩来的赞同，并由两个组织的骨干分子组成了“觉悟社”，张若名在冲破那女的界限，整合学生运动方面起到的作用，显然不是邓颖超说的“不重要”。

一九二零年七月十七日，经过法庭审理，入狱学生代表全数获释，周恩来等人被当成“英雄”，胸佩“为国牺牲”的纪念章和大红花，受到锣鼓鞭炮的凯旋欢迎，出尽风头。“英雄”中当然也有张若名。十一月七日，周恩来在上海乘法国油轮Bordeaux号赴法国勤工俭学，同行学生一百九十七人，张若名亦是其中之一。邓颖超未能同往，留在天津继续她的学业和学生团体“觉悟社”的工作，只送了一件手织的毛衣给临行的周恩来，内侧绣了一行字“给你温暖，小超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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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恩来的小布尔乔亚情调

然而自那以后，张若名的名字即从有关周恩来的诸多史料中“淡出”了。一种说法是，家庭富裕、性格开朗的张若名在赴法国途中与另一位同行者“打得火热”。另一种说法是，在旅欧初期，同情革命而且非常美丽的张若名“热烈的追求他”，周却没有选择她。后来他说“当我决定献身革命，我就觉得，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，她不合适。”周恩来的这句话应该不假。只是太虚了一点，无法向历史交代，没有说明为什么她“不适合”，而认定邓颖超非常适合做革命的终身伴侣。一些传记作家认为，张若名到法国以后，一改先前激进、好抛头露面的作派，安下心老老实实地读起书来了。毕竟，他们是去勤工俭学的，完成学业才是主要目的。周恩来则“决心献身革命”，倒合志不同，终至于分道扬镳。

周恩来给朋友写信，常忍不住向他们夸耀欧洲的美色，“某某女人真漂亮”，或是“巴黎真是美极了”。刚到法国的时候，他还把自己的照片印在明信片上，寄给国内和日本的朋友：“朋友多，名胜多，你想来吗？”这即使在七十多年后的今天，也仍不失为一种时髦的玩法。他喜欢跳舞，常去公共舞厅，从不愁没有舞伴。别的中国学生就不一定像他那样受欢迎，或许是没有他的才俊与风度，生活压力也比他大。周恩来家境贫寒，在日本求学时一度生活无着寄人篱下，心情也总是烦闷。但赴欧前他的经济状况大为改观，一方面得到南开校董严修和著名律师刘崇佑的资助，另一方面与天津《益世报》商定，作为该报的旅欧通讯员，以稿费贴补生活费用。这样，他就无须像绝大多数同行的中国学生那样，为解决基本的生计到工厂打那种报酬极低的工，去过那种遭受“剥削和压榨”的暗无天日的工人阶级生活，较能以“

小布尔乔亚”的情调去大量、领略和欣赏生活的美，包括对异性美的欣赏。

很难想象，风华正茂的周恩来会沉湎其中不可自拔。他胸有大志，没忘记要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。他身边那个脾气火暴的朋友蔡和森也及时发出警告：“你不该沉湎于美，一位真正的革命者，他的双眼应该一直盯在受压迫、被剥削的工人身上。”蔡和森是湖南人，曾与毛泽东在长沙发起成立新民学会，最早提出“必造中国与世界”的宏旨，主张暴力革命，思想和行动极为左倾和激进。他对周恩来声严色厉地呵斥，冲淡了外界美色对他的吸引力。周恩来后来向邓颖超表白：“有蔡和森这样一位朋友就足够了……我迄今未交一位异性朋友，……我也不打算要交。”

张若名投河自杀

一九二二年，一位南开的同学到柏林看他，首先注意到周恩来的衣橱和室内的布置，对于一个学生来说未免显得豪华。他好奇的问周：“你近来有什么新发现？”“你是指…女孩子？没有。”

“我不信，像你这样英俊的人，还有像你这样的排场……”“我不想有什么连累，独身生活比较好，可以多做点事情。” （许芥昱《周恩来传》第43页）

革命和美不是对立的。但在早期共产党人的心目中，美作为精神享受，却是瓦解革命斗志的一种腐蚀剂。周恩来终其一生，无论当学生，作军官，从事地下活动，任党的领导人，位居国务院总理，都非常爱“漂亮”和“排场”，讲究美的仪表和举止，喜爱艺术。难怪他的同学不信。

一些研究者认为，周恩来与张若名在巴黎期间已实际上同居，张并由周介绍加入共产党。一九二四年周恩来离开法国，与张“拜拜”，张立即宣布退出了共产党。（司马台《双重的多彩多姿──周恩来的恋爱和私生活》）张入党是为了周的感情，而非信仰。周恩来结婚后，张若名也另嫁杨尘。一九三一年张随丈夫回国教书，周还秘密会见过她几次，包括一九五六年最后一次在云南与她相见。一九五七年，杨、张的儿子杨在道被打成右派，张被打成“叛徒”。一九五八年，张若名投河自杀。又过了两年，由于邓颖超的过问，才给予平反。

一九七六年，即周去世的那一年，一个署名龙云的作者写了一本《周恩来浮沉录》，一九八八年由台湾龙泉书局出版。叙及周恩来在旅欧期间，曾与一位十八岁的德国姑娘同居。她叫果尼昆蒂·史蒂芬，是个长相不错的美人儿。一九二四年周恩来回国前，从巴黎给她寄了一封信，托言家父病危需归国省亲，不辞而别。两人再也没见过面。

他们还生了一个儿子，取名古诺·古维尔莱德·周，由东德境内一个叫齐陶的人收养，长大后在茨伊道的工厂工作，并娶妻亚妮莲，生了两个儿子：西蒙尼和安凯，即周恩来的曾孙。

流行小说家的政治偏见

在龙云笔下，周恩来的外国情人和子孙们各个有名有姓，知根知底。除了在德国的艳遇，还在日本京都借钱逛过妓院，在天津学生运动期间先后与一个小“Y”的姑娘和邓颖超上床，等等。作者完全袭用流行小说家的笔法，带着极强的政治偏见，把周恩来写得如同下三滥式的小丑，一些场景及心理的描写尤其浅薄和离谱，实在没有可信度。连带所谓“混血子孙的描述，无论其怎样言之旦旦，也难免人们把它当成天方夜谈了。

“Y”姑娘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积极分子，家庭富有，脸蛋身材较好，出国留学与另一旅伴搞在一起，…这些显然都是暗指张若名。站不住脚的是，周恩来在天津时就先后和她与邓颖超上床，而且是为了邓颖超抛弃了容颜美丽的张若名。如果周恩来真像作者说的，是一个好色之徒，是绝不会舍弃已经到手的佳人而另寻相貌差得太远的新欢的。况且从日本回天津，只有短暂的两年多一点的时间，期间发起“觉悟社”，组织学生运动，入南开大学求学，准备赴法国勤工俭学，再扣去半年的监狱生活，还剩多少时间和精力能周旋于女人的裙裾之间，把两个女人都搞上手，实在说不过去。

至于在日本的京都借钱逛妓院，更显得是无稽之谈，其时周恩来经济拮据，寄人篱下，又一次一次面临入学考试的压力，很难想象会竭制不住去玩妓女，更何况是借了债“超前消费”。他从小即善于理财，习惯精打细算地过日子，贵为总理后不改初衷。

小说还写了邓颖超的绯闻。一是在与周恩来定情时，他还持了另一个男士李宝森，此人后以李震瀛为名从事工人运动，担任过中共“五大”和“六大”中央委员。二是一九三零年周恩来赴苏联出席苏共“十六大”期间，邓颖超红杏出墙，与当时留在国内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李立三打得火热，事后周恩来知悉，遂与共产国际代表联手，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彻底清算“立三路线”。李宝森的事，即便不是捕风捉影，也无可议之处。与李立三的关系，缺乏事实根据。周恩来在党内批判立三路线之初，一度态度温和，被莫斯科派的王明等人指为“调和主义”，自身都差点过不了关，压力之下，这才参加“彻底清算”。把邓颖超的“红杏出墙”扯进来，峄说明此次党内斗争周恩来前后态度的转变，实在过于牵强。

周恩来在德国子孙们

是否真有那么一位德国姑娘国妮昆蒂·史蒂芬及其子孙？他们虽然有名有姓，包括职业、年龄，但正因为介绍得太具体，而又缺乏更为详细和有力的证据来说明，反而令人生疑。加上作者在整本书所采用的夸张、漫画式和捕风捉影的写作说法，其不合情理处处可见，更大幅度减低了它的可信度。

周恩来与德国情人的故事，始传于五十年代初期。一九五四年七月（《周恩来批判》一书中梅子的文章指为一九五一年，有误）周访东德，接受胡包特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，忽有一位自称是他儿子的东德男子要与他相会，被他拒绝。该男子面貌有华人特性，轮廓也像周恩来。据当时西方报纸报导，他是周恩来在法国巴黎留学时，与一位德国女子所生的私生子。她“可能是”德共党员，后离开巴黎返回德国。

“周恩来在东德有子孙”的新闻，启发了当时西德《明星》周刊记者海德曼，他以极大的兴趣和耐心，深入“铁幕”采访，在东德汉德海根见到了周恩来当年的情人及其儿子的遗孀，后来又在芝远见到了周恩来的孙子。据海德曼报导，周的情人叫史蒂芬，曾为哥廷根的奥本曼旅店的女仆，一九二三年周恩来寓居该店期间与之相识，昵称她为格德尔，两人常在附近森林散步。史蒂芬头发深棕色，体态略胖，不久为周生下一子，取名库诺（古诺）。生下孩子十二天后，她被旅店老板解雇，回乡下父母家去了，从此与周断绝音讯。库诺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妻子改嫁，留下一个孙子威佛利（即古诺·韦尔来德·周），一九五四年海德曼去汉德海根采访他才是个十来岁的小男孩。

文化大革命前夕，《明星》周刊记者再访东德，威佛利已长大成人，在一家国营工厂当工人，结了婚，已有两个女儿（不是儿子）。他为自己是周恩来的后代深感荣耀，得意地告诉记者：“我的祖父举世闻名”。还说工厂的同事都知道这件事。（《周恩来批判》第183页）

影响周恩来一生的女人

二十世纪二十年代，中国的旧制和传统势力仍十分强大，但要求革新、向往新生活、敢于蔑视陈腐观念的青年人已在逐渐形成自己的道德规范，其中不少是过激的、或叫矫枉过正的。在男女关系方面，追求自由恋爱，不顾及环境和背景地大胆结合，乃至喜新厌旧，更是一种时尚。国共两党领袖人物们诸多负载的情爱史，婚姻史，也是这一时尚造成的结果。相较之下，“与德国姑娘”未婚同居并不是一件太见不得人的事。何况社会风气演绎至今，很少还会有人去苟责婚前同居这一类事了。当然，如果出于塑造一位道德圣人的需要，自又另当别论。

无论如何，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合之后，一直保持着稳定的、“原始”的婚姻记录，这好似无可争辩的事实。

一般认为，男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，一定是他的妻子，尤其是他只有一个妻子的话。

但另一个女人，很难说不比妻子更为重要，那就是他的母亲。周恩来有两位母亲，一位是他的生母；另一位是嗣母，都对童年的周恩来产生过深刻的影响。如果排除遗传因素的考虑，嗣母的影响似乎更大。

生母姓高，小名冬儿，因排行十二，又称十二姑。周恩来是他的长子，应该是看得很重的。在他不满一岁时，叔父周贻淦病危，父母便将恩来过继给尚无子嗣的叔婶，以为安抚和寄托。两个月后，叔父去世，嗣母（婶）陈氏独自带着恩来生活。周家是祖父传下来的一个大宅院，父辈四兄弟住在一起，恩来的生父是老二（按大家庭排是第七），嗣父是老死（按大家庭排是第十一）。所以实际上，周恩来童年仍和亲生父母及弟弟生活在一个院子里，只是由陈氏来教养。而他比两个弟弟，也多得到一份母性的关爱。他称陈氏为“娘”，称万氏为“干妈”。

陈氏出身于一个贫寒的读书人家，二十二岁守寡。她把全部的感情和心血全部倾注在恩来身上，为他请了一位乳妈蒋江氏，一起住在西院的两间屋子里。恩来四岁，嗣母边教他识字；五岁，送他进了私塾。直到她去世，恩来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她。四十年后他回顾说：“直到今天，我还感谢母亲的启发。没有她的爱护，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。…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，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继承来的。”但他同时也说：“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，因此，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份。”他认为，母教的过份仁慈和礼让，也对他的性格形成有影响。

六岁那年，周恩来随同父亲、母亲、嗣母和弟弟，一起搬到清河县清江浦居住。他的外祖父在清河做了三十年知县，家庭人口众多。周恩来在外祖父家的私塾里读书，经常亲眼目睹母亲被请去调解家庭纠纷，这使他从小学会了许多处理各种人际关系、中介调解复杂矛盾的耐心和方法。这种能力，在日后的国共两党及中共党内的政治斗争中，发挥了极大的作用。

意淫大师与公众情人

九岁那年，即一九零七年，生母去世以后，嗣母又被肺结核夺去了生命。他对嗣母感情尤深，曾写过一篇《念娘文》，未能保存下来。抗战胜利时在重庆的文化界人士都记得，周恩来对记者含泪说过一段非常感性的话：“三十八年了，我没有回过家，母亲墓前想来已是白杨萧萧，而我却痛悔亲恩未报！”一言既出，闻者动容，始信共产党人也重亲情伦理，而非六亲不认的怪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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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比之下，父亲周劭纲为人老实、胆小，谋生能力较差，收入很少，经常债台高筑。

万氏与陈氏去世之后，还不如周恩来的伯父。

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。中国虽然是一个强大的夫权和父权的社会，但好几位改变二十世纪历史进程的国共领袖人物，对母亲的感情和受母亲的影响都远远大于父亲。孙中山十二岁侍母一起到檀香山，在那里接受了五年的西方教育，从少年成长为青年，开始革命思想的萌芽。蒋介石少年丧父，和弟弟与本来感情就很深的母亲相依为命，慈母情结难解，以至于其母赶紧替三岁的他找了一个大五岁的媳妇毛福梅。新婚初夜蒋介石不肖与毛氏同房，竟在母亲的床上赖了一夜。毛泽东也十分眷恋他的母亲，而把父亲划为暴力和专制的统治者。邓小平的父亲长年远避重庆，家政由母亲淡氏主持支撑，邓小平十六岁赴法国勤工俭学，淡氏思子心切，不几年郁郁而终。中共建政后，他将比自己只大几岁的继母接来同住奉养，至死不渝。就是连子承父业的蒋经国，对母亲毛氏的感情之深，也远远超过一手将他培养成自己接班人的父亲蒋介石。

不同的是，周恩来的两位母亲去世太早，它们在他心目中留存的形像也就更完美，和更令他怀念。长大成人后，这种意识深处的怀念，转换成对女性的有距离的鉴赏，而非一定是身体的占有。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“意淫”。我不认为，每种类似的条件都会这样转换，因为意淫是要具备相当条件的，而且还要需要相当的个人修养。《红楼梦》里的贾宝玉是一类意淫典型，周恩来是另一类意淫典型。他们的意淫的形式和方式，有很大的差别，但有一点相同，即“公众情人”式的生活环境。贾宝玉是大观园里众多年轻女性的梦中情人；周恩来是广大中国女性尤其是知识女性的梦中情人。

政治明星地位终身不坠

周恩来的“明星期”从学生时代就开始了，否则他不会为南开的校董严修、著名律师刘崇佑看中，有意招他为婿。赴欧前，作为学生运动领袖，他和直吏第一女师的女学生交往频密，深受她们的喜爱。事实上，她们中的张若名和邓颖超先后成了他的恋人和妻子。周恩来一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，就注定是一个引起各方注目的明星级人物。旅欧归来不久，才二十多岁即当上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，领中将衔。国共关系破裂后发动南昌暴动，旋即进入中共领导核心，长期主持中央工作。红军长征时，他是名义上的最高军事指挥者，主持召开奠定遵义会议，直到陕北才将军委主席的位子交给毛泽东。西安事变爆发，他出面充当调停人，接着又参加和谈，达成国共第二次合作。抗战期间常驻武汉、重庆，在国统区和解放区同时发出巨大的影响力。抗战胜利后，他仍代表中共与国民党谈判，其言谈举止直扣关注中国内战是否会爆发的民众心弦。至于中共建政后，他在国务活动中暴光程度就更不用说了，给人的感觉是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没有刘少奇、没有朱德、没有彭德怀、林彪、陈毅，甚至没有邓小平，没有除毛泽东以外的那一大帮“无产阶级革命家”惟独不能没有了周恩来。这样，才会在他去世时徒然产生不可弥补的空缺感和失落感，从而爆发天安门事件。

这里不是概述他的历史功绩，只是想说明他的政治明星地位，一直持续不落。乃至持续到他死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。这便满足了公众情人首先得具备的重要条件，──高暴光率、影响力和声望。

第二个重要条件是风采。政治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风采，如孙中山、蒋介石、毛泽东、邓小平、汪精卫，等等，他们的风采有时还很迷人，但都不是周恩来的那种公众情人式的风采，更不能维持像他那样长的时间。青年时英姿勃勃，中年时成熟洒脱，老年时优雅从容，加上无论什么时候他都表现出耐心、诚恳、机智、爽朗、风趣、圣忍、谦和、平易近人，使他很轻松地就能赢得异性的信任和好感。

日本女性心中的偶像

第三是对异性特别宽容和体贴。他的秘书杨纯回忆，他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十分严格，但“对我们女同志比较客气，对男同志可是真厉害呀！”这种对身边工作人员的“男女有别”的态度，是周恩来对异性格外尊重的证明。因为身边的人员与他朝夕相处，都是精挑细选、久经考验的“自己人”，最用不着遮掩真性情。周恩来的外交手腕向为世所称道，而他对女宾的过份殷勤尤其令人感动。苏联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来中国演出，晚上天气转冷，他就惦记着给她送去大衣御寒。日本一个乒乓球女运动员不生孩子，他也对她表示十分的关心（HTH《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》第63页）。俄罗斯的寒冷显然不是北京可以比拟的，乌兰诺娃应该是无须由中国的总理来惦记着她是否有大衣的。周恩来此举尚合乎情理，而日本女运动员能不能生孩子，实在不属于由他当众关心的问题。

这位女运动员，就是曾为世界冠军的松崎君代。她在得知周去世后，发表《惠受周恩来总理的厚爱》一文，回忆一九六三年四月在布拉格二十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结束后，由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转来周恩来的贺电：“祝贺日本女子乒乓球队囊括各项冠军和松崎选手夺得女子单打冠军”。一个大国总理，向另一个无邦交国的女子球队和女队员发贺电，不知是否还有第二例。一九七二年，松崎随转访问阔别了八年的北京，周恩来“见到我的瞬间，张开双臂，情不自禁叫道：哎呀，老朋友！简直喜形于色。”

一九五七年到中国访问过的日本女剧作家、演员真山美保回忆见到周恩来的情景；“潇洒的身材，浓黑的头发，粗粗的眉毛，炯炯有神的眼睛，整体印象是钢一般的明快，又给人以和蔼可亲的感觉。...他的手干爽得令人惬意，亲切地握了我的手。……盛满酒，杯盏相碰时，一股强烈的感动之情传边了体内。”另一位日本女演员高峰三枝子，曾在一九七二年去北京见到周恩来：“他很有男子汉的风采，胡子刮得青青的，显得很有生气。……是一位具有让所有见到他的人不能不深受感动的魅力的人。”

为之“倾倒”与难舍难分

“所有见到他的人”，包括男性和女性。但男性和女性对于他的魅力，感受是很不同的。

“情不自禁”、“喜形于色”、“干爽得令人惬意”、“胡子刮得青青的”、“一股强烈的感动之情传遍了体内”，明显是异性之间的吸引力。日本人说话以含蓄著称，这些词汇所表达的情意，已经够不含蓄了。

直截了当地表示爱慕之情也不是没有，印度尼西亚前总理萨特罗阿米佐的夫人，曾对一位北京的翻译小姐说：“我要是个中国人，一定去追周恩来！”西方媒体还大肆渲染、报导过，印度前总理甘地夫人怎样为周恩来的风度所“倾倒”。

那么中国女性是怎样看他呢？著名的妇科专家林巧稚说：“以前我是个信仰上帝的人，现在我的上帝就是周恩来。”这句话是在中共建政初期说的，周恩来邀请一批专家学者赴宴，席间一位教授拒绝与周握手，而不以为然，照样谈笑风生。林巧稚当即折服。

对于不同的女人，有不同的方式。周恩来和文艺界人士，特别是女艺员们相处极佳。

这方面有太多的事实可以说明，此处只举两例。一九六二年是；二月二十九日，刚获“摘帽”的右派、女歌唱家张权在北京政协第二礼堂演唱，第二首唱完，周恩来端起一杯水，从座上送到台前，递给张权。这种满含着“临惜”之情的举动，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，都是不同寻常的。

Ernst

电影评论家陈荒煤忆及周恩来是怎样“关心”电影的。他向剧作家夏衍和陈荒煤徵求意见，某部影片的女主角是否选张瑞芳。夏、陈都觉得张年纪大了一些，不适宜演比较年轻的女孩子，周当时没说什么，但不久转来一封赵蕴如的信，主张还是让张瑞芳主演这部影片。他还打了个电话，说这封信只供参考，最后怎么决定，还是你们自己考虑。陈与导演郑君里商量过后，决定让张瑞芳主演该片，扮演个年轻的女孩子。张瑞芳是四十年代的左翼演艺人士，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共党员，在重庆时交往频繁。

张见到工作繁忙的周，总要问：“你昨晚又没有睡觉吧？”一九四六年一月，张瑞芳告别周恩来去上海，忍不住离情别意地说：“你能告诉我，什么时候能和你再见？”此时，张已哽咽，语不成句。真像一对恋人分别一般。

女作家竟也受到“直接冲击”

韩素音在撰写《周恩来与现代中国》（ZhouEnLai and Modern China）时，虽然告戒自己：“传记作家必须控制自己的情感。过份流露个人情感，会影响传记本身的作用。”但她的情感还是在全书中到处流露出来。她向出版商解释，她的主人公是一个没有缺点的人。“难道就找不出他的一点毛病吗？”她回答：“我找过，而且话了很大力气找过，可我找不到任何值钱想要的东西。”她一回想起与他见面的情景，“就感到无限哀伤、无比凄凉”。听到他逝世的噩耗时，“是我一生中最悲痛的时刻，甚至超过我父亲去世使我难过的心情。” （第7页）她当然忘不了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感觉，他“非常英俊，他的一举一动都很柔和……一见到他，简直好像受到了直接的冲击。”如果说邓颖超情人眼里出西施，把周恩来看成高个儿，多少还因为自己个儿太矮的缘故；那么韩素音的个头高挑，诚然也把一米六九公分的周恩来看成了一米七七公分的高个，可见她受到的“直接冲击”是多么厉害了。这样直观的身高都可以大为走样，她在向西方世界介绍周恩来时，极力强化周的崇高人格和道德风范，乃至断言古今许多伟人如拿破仑、罗斯福皆望其项背，就更可以理解了。在很到地方，她都刻意回避淡化一些关键的史实，实在令人遗憾。

早年参加革命，后来避居海外的中共党史专家司马台回忆：“当我初到延安，当时政治风气较为宽松，有一回一些女同志笑谈选美男子，周恩来竟当选了。在我的心目中，周恩来这个人的确英俊潇洒，音容迷人，对女人很有吸引力。”当时，男女比例严重失调，历尽千辛万苦投奔延安而来的青年女性是极为引人注目和抢手的。周恩来仍然能以其“俊美”反引起女同志们私下爱慕，足见其对异性的魅力不凡。

圈子里盛传的情人们

一九四三年，脱离中共的司马台常与一般民主人士相聚，曾听到圈内盛传“邓颖超捉奸捣毁某女星香巢”的逸闻，还为此感叹“原来周恩来是这样怕老婆的”。他没点名“某女士”究竟是谁。一九五八年，香港一家杂志揭出隐秘，原来是电影明星陈波儿。

抗战期间，周恩来在重庆与陈波儿相互吸引生恋，邓颖超获悉大怒，直捣香巢兴师问罪，周恩来惧于影响只得放弃。陈波儿是二十年代当红的演员，曾主演《八百壮士》，抗战爆发不久在南京加入共产党。一九三八年十二月，陈率华北妇女儿童考察团从重庆经西安往延安，又转赴敌后抗日根据地，从事宣传活动，一九四零年初回到重庆，同年秋又北返延安，直至抗战结束赴东北解放区。如果她和周恩来在重庆发生恋情，只能是一九四零年的事。这一年，周恩来在苏联治疗臂伤回国，五月三十一日抵达重庆，七、八月间的潇洒英俊，这么短的时间快速发展一段恋情关系不可能：但若以周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从容谨慎和机警机智，似乎又不应闹到让邓小姐不顾国民参政员及共产党要员的身份“直捣香巢”，而落人笑柄的地步。反过来，陈波儿也算是一方人物，倘若在自己的“香巢”被人家老婆打上门来捉奸成功，她还有什么脸面立即到人家的地盘上去谋求发展？从常理推断，邓小姐醋是吃过的，说不定还跟到陈的香巢给过她一番言辞厉色的教训，却不至于“捣毁”式的撒泼。民主人士及文化圈内“盛传”的佳话，当属对政治人物，尤其是对道貌岸然的政界要人的调侃。

在二十多年的总理任上，盛传曾为周恩来情人的，还有声乐界的周××，女政要陈××，及周的干女儿孙××。（《周恩来批判》第186页）这一次“盛传”的范围是北京政界和文化界。干女儿孙××，显然指的是孙维世。女政要陈××，大概是指陈慕华。声乐家周××最难猜。五十年代可以多次受周恩来接见乃至可以传为“情人”的著名声乐家，只有周晓燕。她是留法归国的，上海音乐学院声乐教授，曾培养过许多在国际声乐大奖赛中获奖的学生。九十年代初期，上海市政府为了表彰她在音乐教育上的成就，特地奖励她一套三居室的住房，成为当时多家报纸的新闻。

“美极了”的养女孙维世

一般而言，盛传的事如果没有可靠证据，不能作为定论。无论是周恩来本人或是那几位××，都可以一笑置之，不予理会。但中国的事情较为复杂，小道消息往往并非空穴来风，乃至比正常渠道公布的官方报导更令人可信。不过在没有进一步的资料暴光以前，我们只好先姑亡听之了。

从情理上说，很难想象周恩来会爱上像陈慕华这样的女人。陈氏身材魁梧，与略显单瘦的周恰成对照，让人觉得太不般配。陈氏举止雄壮而缺乏优雅，也不符合周的审美趣味。陈

慕华曾在延安整风时被康生指为“特务”，因为她有一个叔叔是国军将领。

周恩来救了她。如果陈为此事感谢周恩来，以身相许，那么既闹到“盛传”佳话于政界的地步，她的仕途多半也会就此中断，而不至于日后成为显赫一时的政要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）。同是政界人物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周实在没有必要在这种女人身上打主意。

这里可以一说的是孙维世。她是一个“奇女子”，而且也的确是周恩来生活中的一个只得一提的女人。

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是周恩来的老战友、中共烈士，一九二七年“清党”时被国民党杀害。十年后，也就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，六岁的孙维世和哥哥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，要求赴延安参加革命。工作人员见年纪太小不允，她竟当众大哭，张口就要找最高负责人、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。周恩来认出了他们兄妹俩，经邓颖超同意，收她为干女儿，并送往延安。不久，她在鲁迅艺术学院排演的话剧《被蹂躏的人》中担任女主角，大获成功。据观众说，“这个漂亮姑娘美极了。”而也是刚到延安不久的上海影星蓝萍（江青），只在此剧中演了一个小角色，还很不怎么的。

正是这次不经意的合作（或叫交锋），使江青永远结束了演员生涯，也与孙结下了不解的“梁子”，埋下三十年后将孙置于死地的伏笔。一九三九年八月，周恩来赴苏联治疗臂伤，孙维世同行，到了莫斯科读书。一九四五年学成回到延安。后来成为北京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员、导演。一九四九年毛泽东赴苏联时，她被选为第二译员。于是就有“盛传”一时的伟大领袖与她在专列上成就的一段佳话，再过来又被证明原来只是一些作家（如王若望等）的“艺术创作”。由于创作与大量史实不符，故不足为信。

使孙维世致死的逮捕令

至于周恩来本人和孙维世，由养父女关系发展成进一步的情人关系，也是从毛、孙逸闻中派生出来的──既然毛都可以染指，那么比毛更年轻英俊、恩义更深、更近水楼台的周恩来，为什么不可以插上一足，以构成扑朔迷离的历史公案、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、扣人心弦的悲剧情节？可惜的是，没有任何人证物证来支持这一盛传是否属实。

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，孙维世浑身赤裸死在监狱的一堆乾草上。公认的说法是，她死于江青的迫害。但是，江青即使与孙维世有仇，为什么一定要置她于死地？更重要的是，为什么能够置她于死地？须知孙维世也不是个一般角色，出身、背景、关系都是相当当、硬邦邦的，和文革打击的重点目标刘少奇、邓小平亦无瓜葛，而周恩来居然也无力保护自己的养女？

电影《周恩来》中描写道，一天深夜，周恩来回到办公室，看一份材料说“叛徒孙维世死在狱中”顿时怒不可遏，愤怒地派人去清查。似乎想表明，孙维世受到诬陷、迫害，周是不知情的；同时暗示，这是江青一夥打击周恩来的行动步骤之一。事实上，从文革一开始直到林彪垮台前，周恩来与江青的关系一直甚佳，配合默契。虽然也有一些认识和行为方面的偏差，乃至有过一些小的摩擦，实际远不及江青与林彪、甚至江青与陈伯达之间的矛盾那样激烈和公开化。

但经过后人的夸大和改换性质：周、江之间仿佛一开始就形同水火，不可调和，这是不合乎史实的，需要特别予以澄清。

曾任胡耀邦理论助手的中共学者阮铭，在周恩来逝世一年后查证“四人帮”罪行时，赫然发现那些文革中惨遭迫害的冤案，逮捕令上几乎都是周恩来的签名，包括他自己的养女孙维世。这就证明了，孙维世的死，周恩来要负很大的责任，绝非事前毫不知情。说得严重一点，──但绝不过份，──他也亲手参加了对孙维世的迫害。

那么孙维世与周恩来、江青之间，究竟有没有更深一层的恩恩怨怨？

“私生女”艾蓓的故事，似乎给人们解开这一历史的疑团，提供了另一条思路。